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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网络。右二为徐志摩，右三为胡适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被否决。巴黎和会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随即爆发了“五四运动”。 在这个沸腾的年代，徐志摩身在美国、英国留学，没有直接感受到革命的热情，但凭借一个年轻人对新生事物的本能向往，徐志摩与无数爱国青年一样，求学回国后，也热血沸腾。1924年，徐志摩在北大英文系任教，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俄国的革命精神：“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第二年（1925年），徐志摩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去欧洲旅游数月，途径苏俄，所见所闻，却使他大吃一惊。 西伯利亚白雪，掩盖不住人类的暴迹，暴力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却并未带领人民到达彼岸的“天堂”。在苍老的莫斯科城内，徐志摩寻觅着新生命的气息，可是映入眼帘的莫斯科，让他感到非常失望：这里既没有光荣的古迹、繁华的幻景，也缺少和暖的阳光和人道的喜色。有的只是血污的近迹、斑驳的寺院、泥泞的市街和伟大的恐怖、黑暗、惨酷以及虚无的暗示。抬头仰望，这天是一个愁容的，服丧的天；低头看地，街道泥泞得应该诅咒；街上的铺子，价格贵得可怕；行人的穿着，要寻一身勉强整洁的就少。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一样极不体面。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外套好像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看不出爬梳的痕迹，满面满腮的须毛任其自由滋长。生活的苦难已经压垮了人们的精神。他们目光呆顿，样子晦塞而且阴沉，仿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见徐志摩的《欧游漫录》）。 望着眼前的一切，徐志摩不得不承认，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学馆的一群科学先生们，说是活像监牢里的犯人或是地狱里的饿鬼的比况，着实一点也不过分。 物质依然贫困，那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有没有呢？徐志摩去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旧居，访问到了托氏的女儿，徐志摩特意问起苏俄是否真的销毁了托氏的著作。托氏的大小姐并没有直接答复他，只是说现代书铺里，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绝迹了。莫斯科重要的文学家全跑了，剩下的尽是不相干的。 苏俄革命成功了，但许诺却不曾实现。徐志摩在血色莫斯科并没有见到“天堂”，泅过了“血污海”的苏俄，依然是贫困、阴暗、凄惨的人间世。徐志摩开始质疑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种办法有无普遍性？”“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游历欧洲回来后，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在该报纸上发起“亲俄仇俄”的大讨论，邀请当时的知名学者撰文相互辩答，由于徐志摩是《晨报副刊》主编，他又有意要把他对苏俄的见闻和认识讲出来，所以大讨论最后的结果，几乎造成了一边倒：不能亲俄。拿徐志摩自己的话，“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的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 当时的社会思潮，多以革命激进为时尚，徐志摩组织的这次大讨论，很快引起了当年朝阳区革命群众的愤怒，最后，一把火把晨报馆给烧了。 徐志摩能最早认清苏俄的本质，在那年炙热的年代，是旷世的稀音，这与他早年留学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有关系，更与他1920年赴赴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追随罗素的思想有关。比徐志摩大六岁的胡适博士，1926年也去苏俄观光了，可能当时胡适的知明度比较大，苏俄当局有意作了安排，所以胡适三天参观下来，得出的是“欣欣向荣”的观感。而胡适要到1934年之后，才开始慢慢认清苏俄有真面目，并在晚年一再对当年的被蒙蔽表示悔恨。 徐志摩以新诗留名后世，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其实，他对历史、时政的判断，当时就超过了他的同代人，只是当时的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舞台，也可惜他1931年就因飞机失事而逝世了。如果假以时月，他可能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家，因为同时代的胡适，后来的储安平和殷海光等人，其思想的立足点，无一不是徐志摩“苏俄认识论”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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